1997年7月末，“自然之友”的绿色双叶旗再次飘进了恩格贝沙漠。

    也许多了几分绿色、几幢新房，但恩格贝依旧，沙漠依旧。去年来种过树的朋友觉得一切仍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清晨，远山先生仍穿着那身卡其布工作服默默地在路边拾垃圾，整理花圃。可惜九十一高龄的老人已记不得我们。但他必定会知道这是又一批中国的沙漠植树志愿者。

    茫茫沙海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去年的那片小树林：多数名牌已经不见，但中学生王蓓的名字仍款款地挂在一株绿意盎然的幼树上。数一数，去年的辛苦大约换得一半成活，瘦瘦的树苗上绽出了嫩叶。也许这就是希望、明天的绿洲?

    去年，我们在大雨中离开北京，在骄阳下进入沙漠。今年正好相反，在北京站上车时闷热难忍，进入恩格贝时却遇上今年沙漠中第一场大雨。自然之友们也第一次领教了“乡亲”们的厉害：每隔七、八公里路上就横着一根大木头。说是雨天车会压坏他们承包的路段，要交“养路费”。开口三、五百，多则一千!淋着雨和这些幸灾乐祸的“老百姓”讨价还价，说我们是来义务植树的，那反应，似乎和说来淘金挖宝也没有什么两样。连哄带求，花了五个多小时和数百买路钱，总算在天黑前走完了这段本来只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路，面对这些本应是我们要依靠的基本群众，不由得使人更深地体会到在中国搞环保之难。我们同去植树的，还有“自然之友”团体会员，林业大学“山诺会”的二十多位同学。他们晚上在基地自搭帐篷过夜。这些纯朴、能干、活泼而守纪律的年轻人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

    由于树苗供应不足，今年大家只种了一千六百多株杨树，外加谢定淑老人自费购置的百余株针叶树。但因为赶上几场沙漠中罕见的甘雨，树苗成活的希望比去年大。

    在基地，正好遇上一个主要由中老年人组成的日本义务植树团。晚上，在恩格贝明亮的星空下，自然之友们在梁晓燕的带领下纵情地唱了起来：中国民歌、俄罗斯民歌，甚至日本歌，一首接一首，整齐而欢乐。日本客人不由得鼓起掌来，也许他们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一群中国的志愿者吧?

    基地里，屋檐下有好多处燕窝。大家常常驻足观看母燕给那些“黄口小儿”喂食的有趣情景。一位本地工人不以为然地嘟囔：“这些城里人，看个鸟儿也觉着新鲜”。但恰恰就是本地职工的一个孩子，第二天竟把一个燕窝捅破，把跌落的小燕捡去玩。这下子激怒了“自然之友”的一群孩子。小家伙们纷纷“严厉指责”这个十岁左右的“肇事者”，并把小燕儿抢救回来，放回破碎的窝里。那孩子和他妈妈一声不吭地听着“自然之子”的声讨，看着他们的救鸟行动。然而，第二天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在我们沙漠植树队伍后面，多了个“尾巴”——那孩子和他妈妈!他们静静地坐在一旁看我们种树、浇水，也间或找个人说话。后来，这位母亲怯生生地来对梁从诫说：“能不能也让我们孩子入你们的‘自然之友’?让他也有个机会听听你们讲的道理。在这儿没人给我们讲这些”；又问靳旭：“这孩子能不能入你们观鸟小组”?知道的人都被感动了。虽然我们没有可能满足他的这个请求，但“自然之友”的行动显然已经在这孩子和他妈妈的心里留下了一棵小小的绿色种子。这也许比我们种下的那些树苗更有意义。

    种完树的那天下午，大家一起到沙漠中一个小水库去观光。归途中山诺会的同学们发现路旁草丛里有一只从树梢巢中跌落的小隼。观鸟小组的靳旭心疼地把小隼拾起。一位山诺会的“攀援能手”背着装有小隼的布袋，迅速地攀到了十几米高的树梢，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冒失鬼放回了巢中。当他顺利地从树上下来时，一阵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和欢呼，既表示了对山诺会员的赞扬，也是大家对这个野生的小生命的衷心祝福。一位搭车的旅行社翻译不禁感动地说：“真没想到今天还会有这样的大学生，还有‘自然之友’这样的团体”!当场询问怎样才能加入“自然之友”。

    临行前夜，“山诺会”会员和“自然之友”的一些成员在营地前座谈，像一家人一样促膝谈心。谈环保，谈人生。那位翻译也来参加，感慨地说，“我觉得自己自从上了大学就‘堕落’了，看到周围许多同学也在堕落。可今天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大学生，这是我们社会新的希望”。

程念祖老师的女儿程慰回忆这次沙漠之旅时写出了大家的心情：“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沙漠。满眼都是黄沙，没有边际。光脚踩在沙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在沙上写下了‘自然之友’四个大字。是的!我们是大自然的朋友，我们都热爱大自然。中午过后，大家踏上了归途。就要离开这片美丽的工地了，每人都有一份不舍。再见了，恩格贝，再见!”

    “火车一声汽笛，宣告了这次活动的结束。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这次沙漠之行，

    不会忘记我们亲手在这里种下的树。相信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看望它们的”。

（原载《自然之友通讯》199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