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背景介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

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但是，在会议结束

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

论。这就由此揭开了斯大林问题在苏联的盖子。这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

巨大的震动。当年中国的毛泽东同志也陷于十分被动，并对赫鲁晓夫的

报告对中国老百姓掩盖。

可以说，在中国，至今如此，除了非常有限的人之外，很少有有人

真正看到过这份报告。欢迎大家阅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关心国际问

题的人和想学习国际问题的人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一个“内部报告”）

 

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

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

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

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

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

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

没有半点错误。

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

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

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

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

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

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

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

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

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

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

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

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

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

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

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

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

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

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

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

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

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

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

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

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

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

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

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

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

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

“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

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

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

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

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

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

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

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

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

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

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

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

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

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

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

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

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

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

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

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

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

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

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

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

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

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

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

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

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

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

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

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

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

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

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

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

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

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晋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

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

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

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

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

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

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

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

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

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

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

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

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

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

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

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

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

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

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

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

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

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

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

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

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

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

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

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

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

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

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

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

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

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

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

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

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

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

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

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

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

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

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

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

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

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

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

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

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

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

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

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

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

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

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

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

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

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

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

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

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

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

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2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

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

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

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

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

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

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

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

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

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

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

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

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

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

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

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

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

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

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

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

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

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

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

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

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

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

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

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

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

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

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

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

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

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

题。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

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

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

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

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

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

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

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

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

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

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

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

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

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

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

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

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

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

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

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

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

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

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

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

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

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

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

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

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

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

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

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

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

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

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

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

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

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

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

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

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

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

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

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

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

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

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

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

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

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

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

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

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

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

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

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

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

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

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

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

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

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

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

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

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

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

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

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

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

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

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

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

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

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

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

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

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

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

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

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

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

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

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

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

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

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

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

（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

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

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

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

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

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

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

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

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

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

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

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

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

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

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

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

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

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

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

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

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

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

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

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

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3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

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

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

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

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

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

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

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

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

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

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

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

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

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

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

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

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

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

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

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

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严格

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

他是无从知道的.

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

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

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

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

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

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

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

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

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

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

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

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

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

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

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

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

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

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

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

在193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

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

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

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

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

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

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

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

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

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

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

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

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

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

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

“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

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

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

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育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

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

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

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

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

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

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

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

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

这真是奇事……”（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

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

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

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

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

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

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

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

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

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

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

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

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

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

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

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

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

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

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

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

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

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

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

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

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

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

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

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

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

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

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

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

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

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

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

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

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

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

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

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

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

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

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

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

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

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

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

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

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

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

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

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

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

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

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

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

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

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

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

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

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

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

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

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

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

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

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

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

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

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

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

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

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

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

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

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

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

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

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

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

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

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

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

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

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

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

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

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

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

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

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

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

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

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

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

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

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

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

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

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

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

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

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

“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

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

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

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

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

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

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

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

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

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

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

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

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

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

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

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

原。但厂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

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

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

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

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

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

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

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

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

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

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

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

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

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

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

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

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

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

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

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

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

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

“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

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

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

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

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

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

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

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

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

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

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

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

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

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

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

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

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

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

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

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

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

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

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

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

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

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

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

“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

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

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

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

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

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

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

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

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

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

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

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

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

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

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结果。

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

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

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

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

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

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

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

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

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

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

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

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

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

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

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

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

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

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

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

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

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

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

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

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

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

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

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

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

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

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

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

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

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

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

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

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

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

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

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

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

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

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

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

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

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

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

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

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

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

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

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

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6月22日

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

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

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

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

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

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

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

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

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

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

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

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

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

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

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

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

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

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

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

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

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

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

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

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

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

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

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

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

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

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

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

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

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

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

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

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

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

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

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

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

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

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

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

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

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

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

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

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

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

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

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

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

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

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

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

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

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

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

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

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

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

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

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

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

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

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

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

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

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

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

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

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

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

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

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

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

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

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

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

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

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

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

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

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

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

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

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

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

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

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

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

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

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

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

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

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

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

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

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

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

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

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

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

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

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

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

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

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

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

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

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

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

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

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

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

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

们迁到别处去。（笑声，全场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

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

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

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

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

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

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

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

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

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

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

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

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

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

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

的事，就不会发生。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

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

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

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

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

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感到恐慌。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

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

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无辜受难的人现在已

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荣誉。此事的伪造者阿

巴库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宁格勒审判和受到应得的惩罚。

会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才来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

生前使无辜的人免于牺牲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处理“列宁格勒事

件”，当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不了解案件情况，因而无法干预。

斯大林接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某些材料后，在没有研究

这些假材料的情况下，就指示审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

件”，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关于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的民族主义组织的案件也是有教益的

事。大家知道，对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通

过了决议。这些决议未经政治局事前讨论，是斯大林亲自写的。这些

决议包含了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诬告。根据这些伪造的材料断定

在格鲁吉亚似乎存在着民族主义组织，目的是要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

帮助，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据此逮捕了格鲁吉亚许多负责的党和苏维埃干部，以后经查明，

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格鲁吉亚和其它共和国

内，曾有过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问题是，在通过上述决

议期间，民族主义倾向是否已发展到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并加入土耳其

的危险程度？（全场活跃，笑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很难想象人们

脑子中会有这种念头。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格鲁吉亚在经

济和文化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国内新建了

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如黑色冶金、石油工业、机器制造等。

文盲早已消灭，而革命前格鲁吉亚的文盲占人口78％。把自己共和国

的情况和土耳其劳动者的贫困状况作一对比之后，格鲁吉亚人会希望

和土耳其合并吗？1955年，格鲁吉亚钢产量按人口计算，是土耳其的

18倍，格鲁吉亚电力生产按人口计算九倍于土耳其。按1950年人口

调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而妇女则为80％。格鲁吉亚有19

所高等学校，约39000名大学生，是土耳其的八倍以上。在苏维埃政

权时期内，格鲁吉亚劳动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显然，随着格鲁吉亚

经济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

依赖的基础日益消失了。

事实是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上万无辜的苏

联人，成了专横不法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人对自

己同乡喜欢称呼的“格鲁吉亚伟大的儿子”、“天才”的斯大林领导下

做出来的。（全场骚动）

斯大林的专横不仅表现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苏联的对外

关系上。

在七月全会上详细讨论了因南斯拉夫产生纠纷的原因。这方面斯

大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

党内同志式的讨论，得到解决。产生这样的事件，是没有重大根据的，

完全可以不同这个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但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领导

没有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予以夸大了，

使得我们同友好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

我想起当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纠纷被人为地扩大的最初时候的情

况。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斯大林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把不

久前写给铁托的